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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在危机中如何改革?

 配资在线 2020-09-09 理财产品

证监会助理主席张玉军在《金融危机与改革》中写道,金融危机是实施全面改革的难得机遇。 在他的书中,张先生指出,大萧条后,美国政府作出了重大努力,整顿银行和证券业,为金融部门的单独运作和监督奠定了基本框架,为美国金融体系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自次贷危机以来,美国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,特别是多德-弗兰克法案(Dodd-Frank Act),该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时期颁布《格拉斯-斯蒂格尔法案》(Glass-Steagall Act)以来美国金融业最深远的监管改革,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正。

 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在危机中如何改革

他警告说,一旦危机平息,政府和社会很容易“忘记伤疤和痛苦”,各方之间的分歧阻碍了决策,重新抵制改革,推迟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。 。 以下摘录自金融危机与改革的前言:。 经济发展在扩张和收缩中周期性变化,而金融和经济发展高度相关。 如果世界是一部金融史,毫无疑问这也必须是金融危机的历史。 历史不会重演,但它承载着同样的韵律。

如何借鉴历史,把握危机演变规律,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危害,是政府,企业和个人应该做的课题。 今天,让我们来看看双元博士和证监会助理主席张玉军,谈谈如何在危机中进行改革。 在过去的100年里,随着人类金融活动的深入,金融危机的频率显著增加。 在过去400年里,至少发生了68次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,如果计算出各种地方性的、影响力稍小的危机,这一危机就会大得多。

回顾人类探索和发展金融业的漫长历程,金融危机一直在形成。 如果世界是金融史,毫无疑问,它也必须是金融危机的历史。 人类的局限性在于,漫长的金融历史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的残酷洗礼,但却无法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。 马克思指出,经济运行存在危机、萧条、复苏和高度周期性变化。 在西方经济学中,无论是基钦周期、朱格拉周期、康德拉达耶夫周期理论,还是熊彼特的综合周期理论,都试图揭示 经济发展在扩张和收缩中的周期性变化这一永恒的规律。

金融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。 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,投资者乐观,情绪激动,资产价格上涨,投机开始盛行。 当社会中的投机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时,金融就开始泡沫化。 泡沫继续扩大,经济和金融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,体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可持续。 当人们从乐观转向犹豫时,一个小事件可能会引发信心崩溃。 随后,恐慌情绪蔓延,资产价格在竞相抛售中一轮又一轮下跌,市场流动性收紧甚至枯竭。

形势因绝望而恶化:大量企业破产,银行倒闭,股市大幅下跌,甚至整个金融体系也开始崩溃。这是经济大潮周期性起伏中金融危机形成和爆发的典型图景。 前美联储主席贝南克(Ben Bernanke)在总结次贷危机的教训时引用马克·吐温的话说:“历史不会重演,但它会押注于历史 用同样的韵脚。 。 “危机故事的开始总是充满了逐渐增长的流行疯狂。

商品、公司股票、房地产、运河、铁路、矿产、债券、货币,甚至郁金香和彩票都成为投机目标,受到热烈追捧。 危机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、投机的盛行、政府、企业和个人债务杠杆的增加、政府自律的放松以及市场脆弱性的不断增加。 无论故事一开始多么美好,结局总是无情的。 郁金香泡沫破裂后,一些品种的郁金香甚至跌至最高价格的0.005%,数百万人破产。

在1929-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,美国只有25,000家银行破产,大约900万个储蓄账户消失;在拉丁美洲金融危机期间,阿根廷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3,079。 8%,1990年达到2314。 人民积累的财富被“洗劫”。 对于所有金融从业者来说,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,通过对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,把握危机演变规律,借鉴历史、政府、企业和家庭法院和个人可以采取有效和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应对措施,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和痛苦。

金融危机的六大共同规律。 卡门·莱因哈特(CarmenM.Reinhart)和肯尼斯·S·罗格夫(KennethS·Rogoff)根据对800年来亚洲、非洲和欧洲66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历史的定量分析,指出,无论每一场金融危机看起来有多不同,它都“没有什么不同“。 当我看到美国的次贷危机时,我经常有同样的感觉。 其中一些观察并非次贷危机所独有。

它们可能隐藏或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金融危机背后,这可能反映了金融危机的普通法。 第一,金融危机总是不可避免和反复发生的。 观察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,经济周期必然伴随着不同程度和范围的金融危机。 无论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,还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萧条,都发生在重大技术革命之后,在技术驱动的长周期经济繁荣之后,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收缩,反映了生产要素周期性变化的深刻影响。

政府交替和政策变化具有周期性,公共政策难以超越经济形势和舆论舆论往往是短期的,金融监管往往在强化和放松之间周期性波动。 如果更深入地审视,金融危机就植根于人类本能的缺陷。 人类天生具有贪婪,恐惧,健忘,侥幸和群体盲目性,使经济金融活动永远过度,所谓理性操作永远遥不可及。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,前美联储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得出结论,金融危机是无法避免的,在经历了一段持续繁荣之后,人性将永远重蹈过度投机的覆辙。

因此,不要幻想消除危机,不要害怕危机,最重要的是准备好应对。 第二,资产的流动性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的长度和频率。 资产泡沫是金融危机的前奏。 在大萧条之前,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0-1929年经历了10年的繁荣。 在次贷危机之前,美国房地产市场在1991-2009年经历了近20年的完整周期。 再进一步一点,虽然郁金香泡沫只是投机两三年,但它在16世纪末开始积累,1637年爆发,持续了近40年份。

一个简单的结论是,基础资产的流动性越强,泡沫形成越快,周期越短,反之亦然。 货币,股票等高流动性资产小周期一般为3-5年,大周期约为10年;商品,房地产等流动性也较强,小周期为5-10年,大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;艺术品和稀有商品流动性较弱,小周期为10-20年,大周期一般为30年左右。 同时,泡沫的形成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,利率政策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大大加速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爆发。

第三,金融危机具有高度传染性、相关性和系统性。 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始于一个不起眼的事件,但任何危机都不是由单一因素完全解释的,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。 涉及宏观政策,市场监管,行业风控,参与者行为心理等一系列因素。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,金融机构的风险是高度相关和高度传染性的。 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不可避免地影响交易对手,客户等同类机构的心理,往往是由慢到快,由小到大大而快速的扩张。

一旦涉及具有广泛联系的大型金融机构,就会对原本脆弱的市场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恐慌心理相互加强,加剧金融市场动荡,放大市场风险,最终形成系统性,综合性的危机。 因此,我们必须学会观察和把握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和关联性,在重要个人存在风险时,尽快救助流动性,切断金融机构之间传递危机信息的渠道,避免系统性金融恐惧引发综合风险。

第四,市场清理速度决定了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和恢复能力。 危机后,政府在处理政策和改革措施方面有许多选择。只有政府采取破产重组,政府接管,兼并重组等方式及时做出快速决策,果断行动,有效实施,才能真正做到断腕,刮骨疗毒,第一时间应对风险爆发,才能避免风险“毒瘤”的持续恶化和蔓延,赢得金融体系的复苏和更新。 次贷危机期间,美国政府迅速启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(TARP),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,直接注入资本接管“两房”,并推动金融机构收购贝尔斯登和美林,包括雷曼兄弟 兄弟等多家机构申请破产保护提供支持。

尽管采取了一些有争议的举措,但这一系列政府行动及时处理了问题机构,增强了市场信心,抑制了风险蔓延,并在使美国金融体系摆脱危机泥潭,尽快实现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 另一方面,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后,日本政府反应缓慢,不良资产处置相对保守,长期采取掩盖和拖延的态度。 对于瘫痪的金融机构,不断使用“吊瓶”防止其破产,不良资产的不披露未及时完成。

出现了大量低效的“僵尸银行”和“僵尸企业”,加剧了经济衰退,最终导致了“损失20年”的苦果。 第五,政府与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。 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,但通过加深对金融危机普通法的理解和把握,政府可以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和有效性。 政府可以建立预警防范机制,做好应对危机的政策储备,引导市场预期,缓解社会恐慌,果断采取各种对策切断危机的联系和传播渠道,降低危机的强度;通过临时监管干预和利率和汇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来拖延或转移危机,以购买时间和空间。

次贷危机爆发后,作为研究大萧条的高级专家,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本·伯南克(BenBernanke)借鉴了政府应对大萧条的经验教训,倡导积极的货币政策,通过四轮量化宽松向市场注入流动性,并与财政部长亨利·保尔森(HenryPaulson)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(Federal ReserveBankofNewYork)行长蒂莫西·盖特纳(TimothyGeithner)创造性地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危机缓解方案,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,取得了积极成果。

在大萧条期间,道指花了26年时间才回到危机前的水平;在次贷危机之后,道指只花了5年时间才走出阴霾,创下历史新高。这表明,政府的有效应对可以减少危机的破坏,使经济金融体系更快地应对危机的影响,恢复活力和活力。 第六,金融危机是全面改革的难得机遇。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将导致新一轮的改革,其中最深刻的改革往往是在最坏的改革之后。

大萧条后,美国政府遭受了沉重打击,严厉整顿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体制,建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、分业监管的基础 美国金融体系框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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